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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 “不平等”为何又让历史学家怆然动容?

  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张扬激越,撼动视听。该书效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热情呼唤无产阶级积极参与革命,先是疾言厉色地批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家沉溺于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和某个短暂时刻,致使史学不断“内敛化”(inward turn);接着高调鼓动历史学家关注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这些影响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大问题。就像马、恩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该书结尾也豪情满怀地声称:“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撰写这篇书评的俩位作者,在英美史学界颇有影响。一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 , 1966-),另一位则是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 1958-)。这篇批评文字犀利尖刻。该书的俩位作者在回应中称,短短数千字中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神秘”(“mystic”),“崩溃”(“debacle”),“歪曲”(“travesty”)和“惊慌失措”(“panic”)的负面性词汇。

  这俩位批评者最为不满的,是该书犹如一份气势汹汹的战斗檄文,咄咄逼人。英文的“宣言”(Manifesto)一词来自拉丁语,最初出现在一六四〇年代的意大利,意指公开声明,解释已实现的规划和号召采取新的行动。二十世纪以来,“宣言”频繁见于各种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颇具竞争性、冲突性和对抗性。这篇书评称,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在这俩人看来,该书“或许还真有些目光偏狹和轻微的独裁主义(one-eyed and just a little authoritarian)”。需要说明的,此书评没有诘难该书倡导的“历史长时段”,以及可能影响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的三个大问题。

  这就可以让我们稍稍放心地做点学术史的梳理。就治理而言,这在中国从《春秋》、《左传》,在西方则从希腊罗马之后,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经济史乃军事战争史的一个叙事传统。它的重点关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备、外交、田亩、贸易等等,只不过随着一九八〇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转向了关注话语、想像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显冷落。再就气候来看,自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在春天听不见鸟鸣的《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生态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焦虑。重点研究气候和生态变化的环境史学,先在美国,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逮至今天,该研究不仅拥有众多的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且还被全球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划。概言之,这两个议题在史学界可谓大家众众、成果颇丰。

  相比之下,不平等问题此前似没有太多学者予以关注,也没有多少专门著述问世。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的二战结束以后,学术界深受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1901-1985)的影响,相信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被称之谓“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展开之后,不平等会扩大;再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会得到相应增长。用国人耳熟能详的比喻,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的这块蛋糕做大,社会自然会趋向平等。

  一项颠覆性的论述,是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于二〇一四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该书的简体、繁体中文版,分别于当年九月、十一月问世,同样也引起了中文世界的极大关注。皮凯蒂直接挑战了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财富正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经济精英的手中。再至二〇一八年,由皮凯提等人主持、全球经济学家众多参与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出炉,称当下百分之一的富豪,掌握了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简言之,这些年里经济增长的蛋糕,在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实行了较为公平的分配。中产阶级大量减少,财富向少数人迅速集中,在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以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都被充分证实。

  这在历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同年稍后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对不不平等就有大段评述。毕竟,与众多经济学家不同,皮凯提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太多采自经济学原理、法则和定律;而是跨学科地援借了历史学家的方法。他从法国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税收与遗产纪录着手,搜集整理横跨二十几个国家、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大数据,藉此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财富分配动态。可能受其鼓舞,二〇一六年当选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的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1941-),在以“不平等:历史学与学科方法”(“AH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equality: Historical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es,”)为题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历史学家对该议题应当高度关注,并声称如果有效利用历史大数据,就可以更深入地展开这项历史研究。他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在大学于二〇一一年开创的数据库(The Collaborative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CHIA)。

  或能反映这项研究正蓄势待发,是一些大学设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程。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近年来享誉全球史学界的《棉花帝国:全球历史》(2014年)一书作者的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自二〇〇五年来合作主持了该校“资本主义研究”(the Program on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的项目,关于“恶化的不平等危机” (crises of worsening inequality)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剑桥大学历史系则开设了“不平等:一项全球史”(Inequality: A Global History)的研究生课程。课程主持者希望能够采取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研究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该课程讨论的问题,涉及历史上的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思想之互动,以及关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不平等如何演化,等等。

  二〇一七年,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1969-)出版了一部颇引人注目的专题著述,题目是《均富利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不平等的暴力和历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如果说皮凯提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那么该书鸟瞰了数千年的大历史。作者指出经济或物质的不平等,源自于对超越维持生存所需“剩余”资源的掌握;早在人类狩猎采集的时代,对“剩余”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就已普遍存在,只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而没有那么严重罢了。在他看来,逮至农耕文明的出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更多“剩余”的出现,再以国家建立权力等级制度及不断伸展的强制性力量,致使不平等的现象愈演愈烈。

  于前近代的不平等,该书以探讨古罗马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类型而展开。前者,由古罗马帝国首创,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分封土地,不平等体现在延续至中世纪欧洲盛行的贵族封建庄园制度。后者,则是自秦汉以来,通过建立中央专制皇权,不平等基于担任官职(office holding)而非私人经济活动所致。该书就中国历史关于不平等的陈述,撷取的案例有自秦汉之时“富者田连阡陌”的豪强,清乾隆之时富可敌国的和坤,再一脉相承和千年未变的,竟然还有据他说财富排在二〇一五年福布斯世界富翁榜上第五十五位的。

  可能并非危言耸听,是该书认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显示,要想大面积地消除贫富悬殊,只有通过他所谓“均富利器”的“四骑士” (four horsemen)——灾难性大瘟疫、大规模战争、剧变型革命和政权崩溃。简要说来,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秩序崩圮之后而留下来的普遍贫穷。至于灾难性大瘟疫,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了财富大幅缩水,致使社会不得不趋向平等。如果反观该书没有详细谈及的中国史,虽没有多少历史大数据作为支撑,古人却留下了太多凄苦悲凉的相关倾述。诸如“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等等——不早就深深地契入到我们的心髓和血脉中?

  实际上,与中世纪欧洲还有不同, 即“均富利器”在中国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次数的农民战争。一九三九年,与范文澜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个惨烈的历史脉络,可以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东汉黄巾提出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绵延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就此“贫富不相齐”的历史逻辑,龚自珍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撰写的《平均篇》,总结得最让人涕泗横流:“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谯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

  与之相应,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农民战争史和农动史的研究是重点之一。该研究与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并称中国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那时几乎所有参与者,虽都认为这些农民战争的爆发,归因于“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极度不平等,重心却试图论证如果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旧式农民战争是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九六〇年代初,当时史学领军人物的翦伯赞稍微偏离主题,提出了统治阶级在大灾大难之后,从休养生息计,通常会采行“让步政策” 的观点。翦伯赞及其追随者们认为,那些“轻摇薄赋”、“减轻刑罚”、“选用廉吏”、“抑制豪强”和“招抚流亡”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或减轻相关不平等的危机。

  那时除了中国之外,英美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颇关注不平等和民众反抗。开创性的研究,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1927-2012)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Bandits)。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乱”(primitive rebels)、“社会匪徒”(social bandit)这两个基本概念,生动地描述了绿林好汉、黑手党、各种农民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宗教为凝聚力的劳工运动,以及诸如共济会和兄弟会这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一九七五年,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出版了《辉格党和猎人:黑匪法的起源》(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讲述了十八世纪初在温莎森林区,众多面部涂黑的盗猎者与当局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故事。

  毋庸赘述,关于 “原始叛乱”(primitive rebels)、“社会匪徒”(social bandit),以及中共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全都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强调迄今为止的人类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理念。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代以来,一些基于扎实历史档案的学院派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原始叛乱”、“社会匪徒”的面目和实际所为,与通常所认定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一方面,他们是局外人、叛逆者、拒绝接受常规贫困的绿林好汉;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盗匪和罪犯。这些历史学家检视相关科西嘉岛、中国、希腊、马来西亚、意大利和巴西等地的底层反抗,并没有发现能与霍布斯鲍姆的到理论模型相匹配的历史人物(James A. Inciardi, Alan A. Block, and Lyle A. Hallowell,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rime: Research Strategies and Issues ,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7)。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过于强调经典理论的指导,当年那些马克思主义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确实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乌托邦化了这些底层民众反抗。霍布斯鲍姆承认自己那本开创性的著作,连二手资料都未曾予以详尽地搜罗整理,因为“本书并不意在成为一本详尽性的学术著作”(《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更生动的一个事例,是二战后在日本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也是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东京大学教授的田中正俊(1922-2022),对学生说自己熬夜撰写有关明代农民斗争的论文时,睡梦中时常听见那些农民的鼓励:“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梦中的农民们不是说中文而是法语。田中教授向来讨厌行为举止粗鲁之人,尤其无法忍受有人随地吐痰。有学生开玩笑地打趣道:“不过,邓茂七(明代农民起义的首领)那群人肯定常常随地吐痰!”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令人佩服和赞叹的,是那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剥夺者和被剥削者寄予的恳恳挚爱和拳拳同情。不过,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之上,还有作为历史学家的永恒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普适原则,方能有效避免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重演。就如本文开始时提及《美国历史评论》破例刊发对《历史学宣言》的书评,编辑部撰写的“引言”称,该书命名为“宣言”,目的在于以不可逆的权威性和神召般的特质,“让人们在黑夜中保持清醒(“keep people awake at night”)”。然而,这出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教授的西蒙沙玛爵士(Simon Schama ,1945-)一段访谈。它的完整意思是勉励历史学家不必想着如何叩响权力的大门,其职责是应努力保持夜晚的清醒,“让人们不要酣睡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天历史学家又为不平等而怆然动容,首要之举或许真应如上述编辑部“引言” 的最后一句所说:“我们必须躬身自问:我们就此做什么,如何做,以及这对我们的时代意味着什么?”(we are obliged to interrogate what we do, how we do it, 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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